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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在講到SARS,我到現在都還有一點餘悸猶存。

因為我差點就進了負壓隔離病房。

印象很深刻,某個週一上午,出現輕微的體溫升高,但是沒有咳嗽。當天順利通過學校大門的測溫站,進去上課。

到了週三清晨五點多鐘,強烈的腹痛讓我整個人無法入眠,勉強撐起身子進到廁所,令我吃驚的是,出現了腹瀉的狀況。我知道,事情可能有點不妙了。

上午八點,我準備要出門上十點鐘的課,但是全身虛脫,根本無力出門。上樓跟房東借了耳溫槍一量,秀在螢幕上的溫度高達三十八度七。情況看來真的很不妙。

我不敢再上樓找房東了。戴上事先準備好的手術用口罩,撥通房間的電話跟房東說耳溫槍晚點會還給她。接著撥回台中家中報告現況,我媽在接到電話後,當下決定趕搭飛機上來台北。

中午十一點,我在士林捷運站附近的路口跟我媽會合,同時接下了從台中帶上的N95口罩,前去新光急診室。

我到現在都還記得新光急診護士的驚恐面容。因為耳溫槍上面的體溫已經高達三十九度六。小姐懷疑是我在大熱天走路過來,所以體溫過高。等了十分鐘再測,還是一樣。小姐要求我口罩不准脫掉,直接把我轉到戶外的發燒檢疫站去。

在檢疫站待了大概有兩三個小時。人生中最漫長的三個小時。

那個時候心理相當的緊張。我用手機撥回學校教官室,跟系教官報告現在的狀況,以及我這週所有曾經經過的校園場所。我一邊講,聲音一邊顫抖。萬一真的是SARS,那我就成了害死自己系上同學的兇手了。

幸好最後證實是虛驚一場。

新光的X光片顯示我沒有得到SARS,只是單純的急性腸胃炎而已。

但是短短三個小時的煎熬,就已經讓我不知所措。想想當時那些被強制隔離的醫師和護士,還有那些確診或疑似感染,必須要強制隔離的患者,心理的煎熬不知道是我的幾倍。

時光匆匆,五年已過。但是台灣的公衛政策還是沒有明顯的進步。當初枉死在和平醫院的醫護人員和病患,黃泉有知,不知作何感言。

當時的相關文章,i台灣的麻醉有詳細收錄,請大家移駕觀看。

下引公共電視紀錄片《穿越和平》,是為記。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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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ottocat
  • 台灣至今還無法加入WHO
  • 這也是我討厭對方的原因之一。

    Zeel 於 2008/06/05 23:26 回覆